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依靠经济大省勇挑大梁是实现“全国一盘棋”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党中央赋予江苏的光荣使命。作为经济大省、科教大省、开放大省，2022年上半年，江苏GDP总量达到5.69万亿，仅次于广东，但增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在东南沿海五省中暂时落后。下半年，江苏将全力打好稳经济大盘攻坚战，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小政府、大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支撑经济大省的“硬担当”。
一、江苏打造营商环境亮点突出
近年来，我省以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围绕“痛点”“堵点”问题，在市场准入、开办登记、生产经营等重点环节成功实施了一大批突破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营商环境相关指标不断提升。
（一）持续升级政策供给，总体排名进入第一方阵
我省是全国最早一批为优化营商环境立法的省份，2020年出台《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投资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方面给予法治保障；2021年出台《江苏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的通知》，2022年又一次全新迭代和升级，实施《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打造更加优良的生态环境、增加发展内生动力。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中我省排名全国第三，成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在各城市的评比中，苏州在全国排名第三，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全国居首；南京营商环境全国排名第四。
（二）满意度不断提升，市场主体数量再创新高
坚持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以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感受，通过陆续推出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2021年全省企业开办平均用时压缩至1.5天，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58.5 万户、总量达 1358.9 万户，均列全国第二位。快速增长的市场主体，证明了营商环境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韧性与潜力，也是我省利用外资的“金字招牌”。202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288.5亿美元，同比增长22.7%，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实现了规模领先、结构优化的目标，在有力稳住外资基本盘的同时，为全国外资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 在创新中示范引领，多项措施被国家推广
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再由面到重点的各项改革措施是我省深化放管服和优化营商的基本路径。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改革创新的先进经验和好做法。由国家发改委编写的《优化营商环境百问百答》中，我省多个城市作为地方典型案例被全国推广，包括南京市10项、无锡市5项、淮安市3项、扬州市2项、南通市1项等，入选的案例总数在全国具有前列，这些“江苏经验”为其它地方在法治框架内探索形成差异化、原创性政策措施提供了启迪。
二、江苏营商环境再优化的问题导向
然而，营商环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江苏还存在短板和差距，一些关键性改革难题还有待破解。具体表现在：
（一） 跨部门协同尚未形成制度性、长期性框架
跨部门协同是营商环境改革的关键，只有优化整合各类政务资源和力量，汇聚并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成效最大化。然而，实现跨部门协同，就会对现有管理体制带来影响。目前，在解决营商环境中的细枝末叶问题时大多是部门之间的临时性协调，或者针对某一特定领域事项的处理方案，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化改革，导致“一次不跑”“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承诺仍未完全落实到位。
（二）“放管服”改革落实到基层存在诸多壁垒
“放管服”改革的核心是要加快政府权力、资源和职能下沉到地方、基层和承担重要管理与服务职能的一线单位。然而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既存在上级部门有选择性、避重就轻式放权，同时又存在基层单位短时期内有没有承接能力的困境，出现“放不下、接不住、管不好”的痛点、赌点。甚至在疫情期间，部分基层部门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存在“一刀切”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的精准性和可信度，还对市场主体投资发展的信心形成制约。
（三）框架不能适应产业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但要追求便捷化、公开化、高效化，更要围绕产业来展开。目前，全省营商环境政策的制定更关注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但对企业所处行业差异性和个性化的需求考虑不足，不能聚焦产业发展在营商环境方面的痛点、堵点，尤其是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变化，还不能及时响应和适应，在准入准营标准方面尚不明确。
三、勇挑大梁，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展现江苏担当
（一）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放管服”改革，“赋权”与“赋能”齐头推进
一是，促进政策在地方更好落地生根。“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组织、领导、监督与保障都离不开一套运行机制的支撑，既需要省级层面统筹设计，也需要各地市因地制宜各自做好体制框架，以适应政策在本地落地生根。二是，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改革重点。明确界定上下级政府和部门之间清晰的权责关系、资源分配规则以及事权责任，省级政府统筹做好改革设计、任务规划、资源调配与科学监管，各地市政府和各部门在具体实施和推进过程中不断创新各具特色的做法。三是，统筹协调上级放权与基层接权。梳理出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专业技术要求适宜、易发现易处置的执法事项，优先按规定程序赋予基层行使；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权责领域，当上级单位下放到基层时，不仅要给予业务和技术上的帮扶、指导，还要在人、财、物等方面充实基层力量，让“最前一公里”放得下，“最后一公里”接得住。
（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加快从各领域单兵突进转向整体协同推进
一是，推进各类政策协调安排。调整优化各级政府机构设置，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加强整体谋划，推进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工作对接，构建与制度集成创新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政策实施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二是，形成全生命周期的制度组合。汇聚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日常监管等生产经营全过程信用信息，建立跨部门协调的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监管链，探索开展政府部门信用评级和公务员诚信评价，解决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职能短板和障碍，使得市场主体能够清晰简单的获得集成创新的最优扶持效果。三是，强化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数据共享应用。充分发挥数字政府优势，持续创新“一件事”应用场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有效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推动政策系统集成与精准落地。
（三）细化营商环境着力点，在“小切口”上花 “大力气”
一是，围绕具体产业推进专项政策制定。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和企业发展需要，寻找“小切口”，着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新模式，针对企业在特殊货物通关、研发平台搭建、知识产权融资、国际人才引进等方面解决具体问题。二是，构建产业集群与营商环境协同生态。要由“服务员”转变为“组织者”，以全产业链思维纵向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从而为企业所不能为，推动区域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形成营商环境与产业集群“共生、互生、再生”的良性互动、共赢格局。三是，探索柔性模式响应新经济新产业需求。新经济新产业具有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特点与诉求，我省要加快推动和形成有利于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新产业营商环境政策框架，率先探索柔性监管，对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