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6日，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其中，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关键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未来发展方向勾勒了蓝图，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高水平开放，通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
（一）从要素开放向规则制度开放转变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改革开放尤其加入WTO以来，我国主要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边境开放”措施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开放。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演进，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特征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为适应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些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为中国高水平开放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一种“边境后开放”，要求国内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要与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相兼容，推动从要素流动开放向规则制度开放转变，有助于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凭借资源和人口红利等相对要素禀赋优势迅速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自2013年起连续多年货物贸易居于全球首位，然而出口商品价格和附加值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在集成电路、通讯设备、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行业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以及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部分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症结尚未根本改变。在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开放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加快低技术产品转型升级、培育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拓宽多元化出口市场，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三）区域合作从单层次向多层次发展转变
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贸规则深刻调整以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等错综复杂形势，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经贸合作，近十年来，合作领域、合作伙伴、合作模式不断拓展和丰富，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不仅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要通过加强规则制度建设构筑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区域经贸合作从商品要素流动向规则标准高质量发展转变。
（四）从经济效益向整体发展安全稳定转变
加入WTO以来，我国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然而在逆全球化、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等多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格局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加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开放要求对外开放理念要从追求经济效益向安全稳定转变，促进我国及全球经济平稳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下高水平开放面临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的叠加冲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高水平开放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等的多重挑战。
（一）外部环境风险增加
一是制度规则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引发中美等国在制度和战略上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和标准，以此约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贸易行为，这些变化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在高水平开放中必须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及谈判，提升国际竞争的主导权。
二是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从中获得巨大发展红利。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美国逐步将我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从贸易、投资、产业、科技等方面加速排挤和脱钩中国；此外，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内顾化”“区域化”倾向，给我国实施高水平开放战略带来严峻挑战。
（二）内部环境制约增强
一是传统开放优势正在减弱。我国依靠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要素取得了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但随着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依赖低成本要素资源的传统开放优势不断减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二是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但在开放广度和深度方面仍有巨大空间，比如，在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仍存在较多的限制；在竞争中性、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经贸规则方面仍需加大开放力度等等。
三是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方面相对滞后。一方面，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利益重塑全球价值链治理规则，在涉及国企、产业政策和补贴、数字贸易、竞争中性、知识产权、劳工、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增大我国高水平开放难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相对滞后，缺少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三、中国式现代化下高水平开放的路径选择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高水平开放，要求我国必须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坚持多边合作，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夯实开放发展支撑平台，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一）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下，要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的重要作用，在基础设施等“硬联通”合作的基础上，强化规则标准等“软联通”对接，探索在数字、创新、绿色等领域建设高能级合作平台，加快与相关国家对接产能合作技术标准，推动我国产品、服务及其相关技术标准走出去，提升我国国内规则标准国际化的能力。
（二）加强多边主义与区域经贸合作
一是我国应顺应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大势，立足互利共赢，积极发挥在联合国、WTO等多边组织中作用，主动参与并引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等国际事务，为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奠定基础。比如，有关数字贸易的制度框架是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前沿议题，我国应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在WTO框架下参与数字贸易、数据流动安全、数字知识产权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有利于提升我国快速适应和对接数字贸易规则的能力。二是主动参与和引领区域经贸合作。区域贸易协定具有成员国数量少、议题进程推进快、分歧相对小等优点，在推进高水平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推动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为实现高水平开放创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积极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利用各种多边机制，努力寻求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点，主动对接中美、中欧经贸领域规则和规制，采取双边磋商等多种形式尽力减少贸易摩擦，引领中美、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三）强化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
顺应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更大力度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持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减少准入限制，加大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力度，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增强二者间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与创新，进一步提高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贸规则的衔接性和兼容性；持续改善国内投资营商环境，尤其是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营商环境，以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制度型开放。
（四）夯实对外开放的产业基础和支撑平台
一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等优势，增强国内外产业之间的联系，积极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二是优化地区间产业分工，培育开放新优势。各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结构现状，通过对外开放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强化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国际合作，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尽快与国际技术体系对接，打造基于自身产业结构特征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三是不断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综合保税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功能，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增添新的动力。
